社科院黄皮书蒲京娱乐场网站:不能排除钓鱼岛危机升级风险

  中新网北京12月24日电(李夏君 记者
马学玲)中国社会科学院今日在北京发布2013年《国际形势黄皮书》——《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3)》。黄皮书指出,当前,钓鱼岛问题不断升级已导致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严重困境,不能排除钓鱼岛危机有进一步升级甚至爆发冲突的风险。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至今的道路并不平坦。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日双方尽管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方面产生过一些矛盾和摩擦,但本着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精神处理重大问题,友好合作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开历史倒车的浊浪泛起并不断向整个社会扩散,两国结构性矛盾凸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和“战略互惠关系”,先后经历了严峻考验。今天的中日两国的战略关系与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和解仍在调试、变化、发展过程中。尽管日本并不希望看到中国逐步超越自己,但最终也只能接受这一客观现实。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双方更需夯实新形势下相互依存与合作的基础,由此开创健康稳定、和谐相处、互利共赢的新阶段,造福于两国人民、亚洲乃至世界。

  12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
“2013年《世界经济黄皮书》、《国际形势黄皮书》发布暨世界经济与国际形势报告会”在北京举行,正式发布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和《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3)》。

文章指出,中日两国交往源远流长,相对于两千多年的历史,45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中日关系的主线几经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复交努力到80年代蜜月般的友好往来,再到90年代以后频发的矛盾纠葛,伴随发展的变化从未停息。进入新世纪后,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人文交流等各领域、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经历了复杂的波折和极为严峻的考验。在国际局势急剧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快速崛起与日本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战略目标迎头相撞,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及海洋权益冲突、台湾问题等矛盾斗争叠加在一起,中日结构性矛盾凸显,推动两国重回正常轨道成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改善关系的目标。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中日两国本应以此为契机大力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然而,自2012年伊始,日本接连在钓鱼岛、历史问题上搞起小动作。9月11日,日本内阁无视中方的一再警告,决定从2012年度国家预算中拨出20亿5千万日元,“购买”钓鱼岛的主岛、南小岛以及北小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以至久远的中日交往史,始终昭示着一个真理——“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这应成为双方共识和共同敬畏的“历史法则”。

  黄皮书指出,当前,钓鱼岛问题不断升级已导致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严重困境。中日间的很多友好交流活动受此影响被迫取消,两国民众的对立情绪在不断升温,这使得通过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灵活性大为缩减。

一、邦交正常化是现代中日两国关系的原点

  黄皮书认为,鉴于目前日方仍在争端中持顽固的强硬立场,而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非常坚定,因此,不能排除钓鱼岛危机有进一步升级甚至爆发冲突的风险。

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日两国经过多年“以民促官”的努力,两国老一辈领导人运用政治智慧,经过艰苦细致的谈判,终于成功开启了复交的大门。

  黄皮书称,应该看到,此次中日钓鱼岛争端被激化、中日关系大幅恶化的直接根源在于野田政府对钓鱼岛所谓“国有化”决策的冒险和失误。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不难发现,中日两国近年来在钓鱼岛问题上所爆发的一系列摩擦与对立,仅仅是中日关系持续紧张,陷入低迷,并难以走出困境的一个缩影。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时隔45年,我们重读《中日联合声明》这一标志着“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的现代两国间第一个政治文件,深刻地感受到其原则精神对于处理今天中日矛盾仍然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其中“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等内容,直指困扰今天两国关系三大问题中的两个——“历史认识问题”和“台湾问题”,而复交谈判中以“搁置争议”的默契方式处理的“钓鱼岛问题”,更是当前两国矛盾的焦点。

  ——中日在东亚权力格局中的位置转换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结构性因素

(一)至今横亘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

  事实表明,向来习惯于“日强中弱”格局的日本至今无法接受和适应中国快速崛起的事实。日本对中国国力的大幅跃升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日益感到不安和担忧,这种焦虑感体现在对外战略上就是不断强化美日同盟,加强对中国的战略制衡;在军事上将中国定位成主要的防范对象和潜在威胁;在外交上积极打造围堵、牵制中国的制衡网络。

历史是螺旋式上升发展的。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发表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2008年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等四个纲领性文件,不仅是中日领导人代际上的里程碑,也鲜明地标示出中日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确立了共同遵循的政治原则,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的指导意义。尤其是1972年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既锚定了现代两国关系的历史原点,更是今天改善两国关系必须遵循的“精神原点”。

  黄皮书分析称,中日关系中的很多问题都与这种结构性矛盾密切相关,短期内这种状况很难改变。两国在经济上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东日本大地震期间的良性互动都没有使这一局面得到有效缓解。

总体上讲,从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日双方尽管在台湾问题、
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方面产生过一些矛盾和摩擦,但以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和急速发展的经贸合作势头为背景,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形势和各自国内政局变化的考验,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达到空前高度。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政治领域中开历史倒车的浊浪泛起并不断向整个社会扩散,在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实现邦交正常化中运用政治智慧妥善解决的历史问题上出现了反复和倒退。

  ——美国战略的调整一直是影响日本安全战略的首要外部因素

1995年,日本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对日本的侵略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翻案。1996年,桥本龙太郎以现任首相的公职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打破了1985年中曾根康弘之后日本“现任首相不再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承诺。1998年,日本上映为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翻案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公然为其鸣冤叫屈。进入新世纪后,日本总体保守化加快。2001年,“新编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了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教科书,并开始在部分学校使用。同年,小泉纯一郎上台,更变本加厉地每年到靖国神社祭拜战争罪犯亡灵。日本右翼甚至公然叫嚣:“参拜靖国神社是大和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参拜与否是日本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日本要有独立的立场,不能让中国牵着鼻子走”。

  黄皮书认为,目前来看,美国不断强化的“重返亚太”战略无疑激发了日本在地区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上的“脉冲式”反应。在一些日本人看来,美国的新战略显然向日方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即美国要想在亚太地区维持霸权,那么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还是外交上都需要日本的密切配合和帮助。

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后,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不仅不肯真诚反省道歉,反而在翌年12月参拜了靖国神社,给中日关系造成了新的冲击。2015年夏季,随着日本战败日临近,安倍政府在准备“安倍谈话”时,抱定了“只表示反省却不再道歉”的错误思路,不断试探中韩“日本最起码讲到哪一点,你们才能认可和接受?才能忘掉过去的历史?”这样的询问,让战争受害国民众对日本执政者的“反省”感到十分不解。人们不禁要反问日本:你为什么不能跳出这个“最起码”,像德国那样以深刻的反省、真诚的谢罪,从而获得彻底的原谅与和解呢?2015年8月14日,安倍晋三发表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闪烁其词的“安倍谈话”,一方面完全背离了“村山谈话”精神,另一方面公然暗示日本今后不再向战争受害国“道歉”。结果致使历史认识问题仍旧横亘在中日之间,日本自身也因未能以切实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而付出更多的国际政治成本。

  因此,美日同盟当前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变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重要,并且不可替代,而日本则需要积极借助这一时机壮大自身实力,一方面要捆绑美国共同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应大力促成一个由美日共同主导的亚太地区秩序。种种迹象表明,美国调整亚太战略后,右倾化日益严重的日本似乎在政治疏远、军事防范、外交围堵、战略遏制、经济利用中国的方向上走得太急、太远了。

时至今日,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与日本还要不要向战争受害国反省道歉,依然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两个标志性问题。关于前者,中国人民永远无法接受日本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毕竟,那里供奉着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各级战争罪犯,这些人或者曾在中国多次屠城虐杀平民百姓,或者违反战争法展开施放毒气的化学战,或者用战俘甚至抓来的无辜平民做活体解剖实验,这些丧尽天良的刽子手是永远不会得到战争受害国宽恕的人类公敌。所谓首相参拜是“文化传统”、“信仰自由”或“国民意志”的说辞,也完全站不住脚。关于靖国神社对侵略战争炮灰的片面祭祀并不符合传统神道的理念和祭祀习俗,日本宗教文化研究权威梅原猛2004年曾在《世界》杂志上著文《参拜靖国神社脱离日本传统》,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不合理性做过宗教学和民俗学的解释。

  ——中日关系逐渐恶化与日本日益严重的政治右倾化不无关联

至于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道歉,表面上看“已经向中国方面做过多次道歉”,但由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右翼政治势力驱使右派政治家不断发出歪曲历史事实的狂言和妄语,日方出于外交需要所做的反省与道歉就只能“归零”。更何况日本政府极力回避以正式文件形式向战争受害国道歉。

  当前,日本国内的政治精英面对中国崛起和经济超赶,反应几乎全面失衡。占据日本政治舞台中心、觊觎首相之位的各路政客,都主张利用美国重返亚太之机,加快日本走向普通国家和军政大国的步伐。

各种研究清楚地表明,围绕侵略战争,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真正意义的“民族和解”,即草根层面的宽恕、谅解还远未形成。倘若安倍首相真的为日本民族着想,真的希望对华关系转暖,就应当在这一类问题上谨言慎行。

  黄皮书指出,日本的一系列行动充分暴露出,它不仅正在放弃“专守防卫”的国防指导思想,而且正在远离“和平信仰”。作为至今唯一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行径做出深刻反省的国家,日本政治生态的嬗变值得外界高度警惕。

(二)事关“一个中国”原则立场的台湾问题

  黄皮书认为,目前看来,钓鱼岛问题、中日关系日后的风险在于,如果日本政府或者右翼极端分子进一步做出加剧摩擦的动作,比如在岛上新建设施并实现人员常驻,借助“购岛”之机完善相关法律,迅速加强日本自卫队对相关岛屿的防卫力和威慑力,那么中日关系和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势必会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1972年实现的中日关系正常化,是我国领导人出于高度的战略谋划和政治判断,捐弃前嫌,以宽广的胸怀与日本达成的和解。其中关于邦交正常化后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双方也形成了重要原则立场。

1972年4月13日,中日友协代表团与到访北京的日本民社党代表团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即:(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以废除。

中国将这三条原则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必要先决条件,说明中方自复交努力之始便把坚持“一个中国”基本立场作为核心和前提条件,始终着眼于祖国的统一和台湾问题的解决。这一原则精神在此后的一系列中日政治文件中得到贯彻。按照中国学者的分析,“这是一种从政治外交出发、在战略的高度上考虑和处理国际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而采取‘双方都同意’的方式,实际上就是要求日方像中方那样避免纠缠于烦琐的法律文书,通过最高决策层的政治决断排除国内政治的干扰,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然而,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日益复杂,到了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日本支持台独的政治势力蠢蠢欲动,尤其是蔡英文上台执政后,日台关系有发生实质性提升的趋向。2016年底,日本在台湾的官方窗口“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在其脸书及官方网站同步宣布,将从2017年1月1日起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并表示,今后将继续“扮演日台间之桥梁,尽心竭力使日台关系更上层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立即做出回应: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企图,对日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消极举措表示强烈不满。中方敦促日方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确定的原则和迄今向中方所做的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要向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错误信息,不要给中日关系制造新的干扰。

蒲京娱乐场网站,这种情况也同样引起中国学者的警惕。有学者撰文明确提出:“中日关系要顺利发展,就必须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包含“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内容的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警告安倍政府不要在台湾问题上倒退。可见,不断提醒日本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精神,防止其在台湾问题上开倒车,仍是不可掉以轻心的大是大非问题。

(三)复交谈判中的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20世纪70年代,中日在实现邦交正常化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着眼两国关系大局,就将“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达成谅解和共识,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在复交努力过程中放弃过维护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的努力。很多史实清楚地证明,不仅中国方面始终坚持钓鱼岛是自己的领土,日本方面的进步团体也支持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声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