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当代文学的繁荣——访文学批评家陈思和

蒲京娱乐场网站,  文学流派的形成既与特定的文学思潮有关,也与特定的创作风格有关。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同或近似思想倾向、艺术趣味和创作风格的作家自觉不自觉地结合在一起,构成创作群体,这种创作群体就叫文学流派。

  每一流派的出现,都能从社会历史的变更和文学自身的发展中找到根源。当各种历史条件趋于成熟,文学的内部外部因素都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一种新的流派便应运而生。“文学研究会”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产生背景,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急剧动荡,变革之风叠起。僵死的封建文化气数已尽,却还在勉力支撑。时代呼唤一种具有反抗精神和大众品格的新文学,而晚清的诗界革命,早期的白话文运动和苏俄现实主义文学的传入,又为它的出现做了思想和文化的准备。参与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信奉“为人生而艺术”,在大力反对旧的封建文学的同时,他们也反对有着庸俗倾向的游戏文学。在写实的总体风格指导下,他们共同实践着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现实主义的白话小说。“文学研究会”所倡导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它适应了时代的要求。

蒲京娱乐场网站 1

  衡量文学流派的主要标志,是看有无共同的创作风格。没有较为成熟的创作风格,即使有一批作家组合在一起,也谈不上流派,有了较为成熟的风格,但每个作家的风格各异,流派同样无从谈起。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流派除了拥有一个风格近似的创作群体而外,一般都有一个或几个开一代风气的大家。作为这个流派的创始者或代表人物,他们是该流派的“风格领袖”。他们在创作上独辟蹊径,他们的艺术成就和创作道路有示范性和标识作用。由于他们在读者群中的影响和声望,其他作家自觉自愿地聚集在他们周围,从而使他们成为这一流派的核心和宗师。鲁迅、茅盾之于“文学研究会”,郭沫若之于“创造社”,雨果、雪莱之于浪漫主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之于批判现实主义,都是这种情况,没有他们,这些流派要逊色得多。

编者按:

  文学流派的组织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这也表明流派的复杂性。一些流派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文学主张,发表宣言,定期组织活动,办刊物。例如
20年代兴起于法国的超现实主义先后发表过两次宣言,结为“超现实主义研究会”,“超现实主义研究会”会刊取名《超现实主义革命》。另一些流派相对松散,没有固定的组织,没有宣言,只是一批作家不约而同地从事着倾向相同或相似的创作。“意识流小说”派就是这样一个群体。有的流派甚至是批评家梳理出来的,作家本人并不自觉,或根本不承认。我国宋代词作家中出现“豪放”、“婉约”两派。豪放派以苏轼和辛弃疾为代表。两人并不生活在同一时期,甚至根本无缘相会。苏轼去世
39年,辛弃疾才出生。但习惯上人们仍将他们算做一派。个中原因,辛弃疾的学生范开说得明白。他说,辛弃疾的词像苏东坡的词,并非前者有意效法后者,而是两人“所蓄者”相似。“所蓄者”即作家内在的思想情操和艺术修养,它们的相似,决定了两人创作风格的相近。批评家也正是据此将两人归入一个派别。师承也是流派构成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现代文学中的“山药蛋派”作家马烽、西戎、孙谦等人就屡屡声称赵树理是他们的老师。“荷花淀派”作家刘绍棠、韩映山、冉淮舟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孙犁的精心培育和扶持。由师承关系而形成的流派在戏剧界表现得更明显,京剧“四大流派”梅兰芳的“梅派”、程砚秋的“程派”、谭鑫培的“谭派”、裘盛戎的“裘派”,都属于这种情况。

陈思和先生是复旦大学教授、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对文艺理论及当代文学现象有着细腻而深入的研究。本报记者日前就当代文学现象、好的文学作品如何发生、如何推动当代文艺繁荣以及文艺评论所应起到的作用等问题采访了陈教授。

  文学流派只有在文学充分繁荣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越是到近代,作家的流派意识越是走向自觉。每个流派都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积累了创作经验,众多流派的出现是流派间相互比较、竞争,推动文学发展的必要条件。

深刻的记忆

与好作品联系在一起

学术周刊:陈教授,您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已经超过30年了,可以说见证了当代文学起起落落的漫长经历。回顾您的文学批评历程,有没有令您记忆深刻的文学现象?

*
*

陈思和:其实,30多年的光阴,文学史上只是一瞬间。有时候一个时代的文学,在某部文学史著作里不过一两页的篇幅就概述过去了。但是20世纪的文学是中国社会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开端,这个发轫期来得非常猛烈,辞旧布新,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虽然在未来的文学史上,这100年可能只是一个瞬间,但是它的重要意义不容置疑,留下了很多问题,也留下了很多思考,会引起未来学术界的长期讨论。

1977年恢复高考,我是第一届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接受教育的学生,后来留校任教,研究现代文学。当时的文学创作尚处在“伤痕文学”的草创阶段,但已经起步。社会正在走向改革开放。文学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时俱进,迅速反应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思考。这是现实主义文学最有魅力之处。我被这样的文学深深吸引住了,所以从学术研究中转移注意力,转向当代文学批评。

在考入大学前,我曾经在一家图书馆做过书评工作,但正式介入当代文学批评的,是在1978年8月。当时我的同班同学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伤痕》,控诉了“文革”给青年人带来的心灵创伤。小说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我与卢新华关系很好,我们不仅是同班同学,而且还同年同月同日生,这是有一点缘分的。我发表评论文章,肯定了《伤痕》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这以后,我与当下的文学创作发生了30多年的交集,文学评论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之一。

除了“伤痕文学”外,对我来说,记忆深刻的文学现象有过几次:一次是1984年底在杭州参加会议,讨论“寻根文学”。那时候也没有“寻根”一说,是当时张承志发表了《北方的河》这篇小说,贾平凹发表了《商州初录》,阿城发表了《棋王》等,这些新小说不是按照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写作的,却展示了隐藏在生活底层的传统文化的某些东西,这些奇异的文化现象介入创作以后,在小说美学上产生冲击力,形成新的美学视野。这个时候西方文论也开始大量被译介进来,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又一次发生交汇,我觉得自己的学术视野被打开了。我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找到了一条介入当下文学创作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