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 第二十六章 与家人在一起

1943

1945.1.17—194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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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与约德尔闹别扭心灵受到创伤后,希特勒隐居“狼穴”的暗堡内,起居饮食,独自一个。陪伴他的只有那条狼犬“勃隆迪”。当斯大林格勒一役达到高潮时,元首回到“狼穴”,逐渐抛弃了单独拘禁式的生活。有时他也会邀请一二名副官或柏林来客前去,分享他的粗茶淡饭。随着这个圈子的扩大,几个秘书和其他经过挑选的一家人也包括了进来。于是,吃饭的地方又移回公共餐厅里去了。军事将领们仍被排除在外;在情况汇报会上他仍拒绝与他们握手。他们呢,总觉得有他在,便周身不自然;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是个暴君,患有神经病。
  即使情绪沮丧,元首对待副官们仍是彬彬有礼的。对年轻些的工作人员,例如理查德·舒尔兹(原系里宾特洛甫的一名副官),他像是叔伯长辈。希特勒的这另外一面是哈尔德之流从不知道的。他们不相信希特勒其人对仆人会仁慈相待,对司机和秘书能变得和蔼可亲。与军方之分离,迫使他对这些家里人更加亲近。这样,新来的秘书特劳德尔·亨姆普斯便有了特别机会去了解她的元首。她是那年初冬来“狼穴”的,替下了美貌动人又热情洋溢的格尔达·达拉诺斯基。“达拉”
  把工作交给伊丽莎白·阿尔登后,便与希特勒的空军联络官结婚去了。
  特劳德尔·亨姆普斯,22岁,是一位将军的孙女儿。既幼稚又易受感动。第一次记录元首的话时,她显得非常紧张。希特勒像安慰孩子似的安慰她。“没有必要紧张”,他说,“听写时我写错的比你的还会多得多。”1943年1月3日,希特勒再次召她前来。希特勒问她是否愿意做他的常务私人秘书。这份工作既令人振奋又令人喜爱,所以,她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很快,她便习惯了这个陌生的世界。由于办公室里没有固定的工作,上班时间也不固定,白天她也有许多时间到被大雪覆盖的林子里去闲逛。她特别喜欢观看她的新雇主玩他的“勃隆狄”。这条大狼犬会钻圈,能跃过1.8米多高的木墙,能爬梯,还能在梯顶向人求乞。希特勒若是发现了特劳德尔,必叫她过来,与她握手,还问她生活得如何。
  在汇报军事情况的会上,这个和蔼可亲的希特勒可就不存在了。在斯大林格勒陷落后,由于常常怒发冲冠,他出席形势分析会的次数便减到最低限度。自攻打莫斯科不成后,古德里安就未见过元首。他注意到,元首虽未苍老很多,但“很容易发火,不知他会说些什么,作些什么决定”。
  进餐时,他倒能控制自己,与家里人和睦相处,但他谈话内容的质量可变劣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施洛德小姐回忆说,“希特勒再不听音乐了。每晚,我们不得不听他喃喃自语。他在餐桌旁的谈话就像他那架放得过多的留声机一样,内容都是雷同的:他早年在维也纳的生活,人类的历史,还有什么大宇宙、小宇宙。不管哪个话题,他还没开口我们便知道他会说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谈话我们都听厌了。但是,他从不提世界大事和前线的事:凡与战争有关的事都是禁忌的。”
  在柏林,戈培尔宣布为在斯大林格勒阵亡的将士致哀三天。在那期间,所有娱乐场所,包括影院和剧院,统统关闭。
  他也让全国人民作好思想准备——日后的生活会很艰苦的。在火车上、墙壁上、橱窗上、路牌上——在所有的地方都贴上了这条口号:“车轮必朝胜利方向转动。”2月15日,他向帝国长官、地方长官以及陆军的所有指挥部发出指令,要求为胜利而进行全体动员。
  同一天,在迪塞尔多夫发表的题为《你们要全面战争吗?》的演讲中,他宣布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他说,俄国人若取得胜利,两千年的西方文明便会处于险境,因为这个胜利系国际犹太人取得的。他的话音一落,听众中便响起了“绞死他们”的喊声。戈培尔保证,他们会“全面地、彻底地灭绝和铲除犹太种族!”并以此作为报复的!这又在听众中引起一阵狂叫声和狂笑声。
  次日,鲍曼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他称她为“最亲爱的干瘪姑娘”),着重强调了军事形势的严重性。“若战争形势恶化,不管是现在或晚些时候,你还是迁往西方为宜,因为你必须尽一切力量使你的——我们的——孩子们不致遇险。他们终将继承未来的事业的。”
  18日,在体育馆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戈培尔在对经过挑选的、忠实的党员听众发表的演讲中,再次提出了全面战争这个命题。这次大会的每个细节都跟演戏一样。为了取得直观效果,听众不穿制服而穿便服。他们或唱歌,或高喊同意,或同声称颂,都配合得非常出色。讲台上的戈培尔,更像是在演戏而不是在讲演。他讲的内容并没有他的技巧重要。他使出了演讲的绝技,把听众弄到了疯狂的程度。当他问道,你们要不要全面战争?如果有必要,你们是否要打一场比今天能想象得到的更全面、更彻底的战争时,听众异口同声地、强有力地喊道:“是的!”当他问到,“你们是否接受这个事家,就是说,凡损害战争努力者便会掉脑袋”时,听众喊声雷动,表示同意。“多么愚蠢的时刻!”后来,他对随从人员恶毒地说,“如果我让这些人从哥伦布大厦的四楼往下跳,他们肯定会往下跳的!”
  戈培尔热衷于全面战争,主动出面组织了一个特别行动委员会,由党内最高层人士组成。3月上旬,他亲往上萨尔茨堡面见戈林求助。他说,事态将由不得希特勒控制;自战争爆发以来,他已老了15岁;他深居简出,过着如此不健康的生活,这实属悲剧。因此,由他们来改变目前内外政策中均缺乏领导的状况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要事事都去打扰元首。”他极力说服戈林,打仗一定要打政治仗,而帝国的政治领导权又必须由帝国国防部长会议掌握。部长会议的成员应是一群愿不惜任何代价去取得胜利的、残酷无情的人。
  戈培尔再次向戈林保证,他们是代希特勒行事的。“我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互相支持,在元首周围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例如做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从各个角度向元首提出,在作决定时,元首有时候就会摇摆不定。有时候他对别人作出反应的方式也不对。他需要帮助的地方就在于此。”
  戈林答应尽力将希姆莱拉进来。戈培尔透露,他已将丰克、莱伊、施佩尔等要员争取过来了,他们对元首都是忠诚无比的。“这个事业比我们任何人都伟大,这是不言而喻的。曾帮助元首取得革命胜利的人们,现在应该帮助他取得战争的胜利。那时候他们不是官僚,现在也不应该变成官僚。”
  戈林从未考虑过找空军武装部部长米尔契元帅的问题。除了说他没资格当国社党党员外,他还公开反对戈林元帅。在戈林——戈培尔密谋后数天,在一次单独与元首进餐时,米尔契建议撤换戈林,因为他怀疑戈林吸毒。他也敢当面向希特勒讲戈林——戈培尔的最新的笑话:两人升天后,圣·彼得令戈林跑到远处的云里去,然后再跑回来,作为对他常常撒谎的惩罚。圣·彼得然后东看西看,寻找戈培尔。“那个长着畸形足的矮家伙跑到哪里去了?”他问。“啊”,有位天使解释说,“他回人间取摩托车去了。”
  晚餐后,米尔契说,他有许多建议要提,希望元首不要为他的坦率而生气。首先,他敦促元首放弃攻打库尔斯克的计划,从反攻转向防御。由于陆军势单力薄,供应又少得可怜,战线必须缩短。“你说服不了我。”希特勒温和地说着,在印台上打了个点儿。米尔契的回答也同样干脆利落:希特勒应该取消天天都举行的讨论会,并委派一名新的参谋总长——例如,曼斯坦因。“把各条战线都交给他控制,别只给他一个地区。全在你指挥下嘛。你仍是最高统帅,他是你的助手。”希特勒未说什么,又用铅笔做了个记号——米尔契以为这是神经质。这位元帅又谈了一个小时,提出了许多同样尖锐的建议。最后,他提了一个最不合口味的建议,“我的元首”,他说,“对帝国和陆军,斯大林格勒都是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你要当机立断,让德国退出战争。我向你保证,许多人同意我的意见,还来得及。你必须立即行动,不必拘泥于形式。现在就行动——这才是首要的!”
  时间已过午夜。米尔契又累又怕,满身大汗淋漓。他为自己提出20个问题而向元首表示歉意。希特勒看了一眼印台上的记号,“你提了24个问题,不是20个”,他说。他既不觉得难过,也不生气。“谢谢你把这些都告诉我。谁也没对我这样详尽地说过。”

  至1945年1月17日,苏联红军已消灭或绕过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军,并在华沙渡过了维斯杜拉河,抵达了下西里西亚。苏联人业已逼近奥斯维辛,灭绝营里面的人们都听见了苏军的炮声。过去几星期来,守卫灭绝营的党卫军就一直在焚毁一仓库一仓库的鞋子、衣服和头发,企图掩盖集体屠杀的痕迹。两天后,在这地区的德国官员大部分已逃之夭夭。
  那天下午,卫兵们将5.8万名衣着褴褛、饥肠辘辘的犯人集中在刺骨的寒风中,并将他们赶往西面,有可能便将他们用作人质。约6000名身体太弱、无法站立的犯人则被留了下来;德国人希望能利用前进中的苏军的炸弹和炮弹将他们处置掉。但是,当红军于1月27日像流水般流进这座灭绝营的大门时,里面仍有5000人幸存下来。他们骨瘦如柴,弱得连欢呼的力气都没有。在巨大的营内销毁屠杀罪证的努力一直继续到早晨;他们最后炸毁了毒气室和5个火化场。但是,这也不能将希特勒的死亡工厂里的可怕的罪证销毁掉。尽管被焚和被炸毁,红十字会的官员们仍找到369,820套男人的服装,836255件女外衣,13,964块地毯和7吨头发。他们也发现了堆积如山的牙刷,眼镜,鞋子,假肢——以及埋葬着数以10万计的受害者的墓群。
  在柏林,古德里安将军及其副官于当天下午爬上了总理府门前那座十多级的台阶,前往参加最高级的军事会议。进了总理府后,他们绕了个大圈子才抵达了希特勒的办公室;因遭盟国飞机的轰炸,捷径已被堵塞。他们所走过的地方,窗户用硬纸板覆盖,走廊和房间没有画幅,也没有地毯和挂毯。
  最后,他们来到一个客厅前,——那里有卫兵用手提轻机枪把守。一名党卫军军官彬彬有礼地要他们将手枪留下,还仔细检查了他们的公事包。这条7月20日后实行的规定,甚至适用于陆军总参谋长。
  至下午4时,室内已挤满了军方领导人,包括戈林,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内。片刻后,通向元首办公室的门开了——这是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在一扇墙中部,放着一张大办公桌;桌后是一张套着黑罩的椅子。面朝花园。
  参加会议的各位高级将领坐的是皮椅,他们的副官或级别较低的军官们,或是站立,或是坐在靠背笔直的椅子上。
  4时20分,阿道夫·希特勒弯腰曲背,左胳膊吊挂着,曳步进来。他用无力的右手与数人握了握手,以示问候,然后,便一屁股坐在由一名副官推来的椅子上。会议开始后,古德里安报告了东方日渐发展的灾难的情况,讲得非常客观。希特勒所作的建议少得可怜,几乎像无能为力似的;但是,一当西线问题被付诸讨论时,他的兴趣便浓厚起来了,时而批评,时而又用对他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15和1916年间,我们通常有弹药津贴,津贴之多,足令你毛发倒竖”)的怀念之词作点缀。接着,他就退伍军官复员后所获军衔偏低问题,与戈林展开了长时间的辩论。会议于下午6时50分结束后,古德里安便返回佐森。他恼透了——他们空谈了两个半小时,对如此吃紧的东线的种种问题,连一个决定也未作出。
  这些问题的其中之一是希姆莱。他刚奉命担任一应急集团军司令,此军的主要任务是要阻止G·K·朱可夫元帅的主力。在古德里安看来,选择这样一个人选明明是蠢举;但希特勒争辩说,只有希姆莱能在一夜间组织起一支主力来,他的名字本身便能激励人们奋战到底。鲍曼曾在一旁鼓动委任希姆莱一事,但是接近希姆莱的人们都相信,这是一个旨在毁灭他的主子的奸计。把他派往东方不但使他远离最高统帅部和使鲍曼能加强其日见增长的对希特勒的控制,而且还必定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希姆莱在军事上何等无能。
  希姆莱曾是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早年梦想带兵打仗。这次,他上钩了——虽然有点儿勉强。他虽然惧怕鲍曼,却从未想到过他的对手是在为他的倒台作准备。他坐上专车驶向东方,决心截击俄国人于维斯杜拉河。他能用于阻击俄军的只有几名参谋,一张过时的地图和他的部队的空名:维斯杜拉集团军。除了几支零星的部队外,其余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新增援的部队抵达后,希姆莱便开始布阵,由东向西即从维斯杜拉河至奥得河设下一条防线。这是蠢举,因为它只保护了波美拉尼亚湾及其以北。换言之,他把守了旁门,却让大门敞开着。
  结果,朱可夫绕过这道单层防线,继续西进,只受到零星的狙击。1月27日,即希特勒之最高级军事会议结束的那天,朱可夫的部队离柏林只有100英里左右。横在他们面前的是奥得河,也就是他们占领总理府前必须克服的最后一条主要的天然屏障。
  3天后,希特勒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他提到了国际犹太人这个魔鬼和亚洲的布尔什维主义。紧接着,他便号召德国要人人尽责到底。“不管目前的危机有多么严重”,他最后说,“无论如何,它终将被我们始终不渝的意志,被我们准备牺牲的决心和被我们的能力所驾驭。我们能战胜这个灾难;这场战争也会被欧洲而不是被中亚所赢得。站在它前列的是过去1500年来代表欧洲反对亚洲的民族,并将永远代表欧洲的民族:大日耳曼帝国和日耳曼民族。”
  当日下午,鲍曼抽空叫“心爱的小丫头”保存一些干蔬菜,和“比方说,50磅蜂蜜”。在信中,他还谈到了布尔什维克在血洗每个村庄时犯下的种种暴行。“你和孩子们千万不要落入这些野兽之手!”尽管有这些消息,元首依旧神采奕奕。
  晚间的碰头会结束后,有些会议参加者没走,希特勒便非正式地向他们谈到了政治局势。他讲得很轻松,好像是教授向一群得意的门生讲课似的。他解释说,他发动“秋雾”的目的是要分裂盟国。这仗虽然打败了,他说,英美两国却在为谁打赢这仗的问题公开吵得面红耳赤——两个盟国之间的分裂已近在咫尺。
  古德里安老大不耐烦地看表,但青年军官们却听得入了迷。元首预言,用不了多久,西方便一定会醒悟到,他们的真正敌人是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他们便会与德国一道,共同讨伐。丘吉尔和他都清楚,柏林若被红军征服,半个欧洲便成了共产党的天下,用不了几年,另一半也会被消化掉。“我从不想真打西方”,他痛苦地说,“是他们强迫我打的。”但是,俄国的纲领却越来越明显。在波兰,当斯大林承认共产党支持的卢布林政权时,罗斯福想必是开了眼界。“时间是我们的盟友”,他说。他要求死守东线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坚守的每一个要塞终将成为德国——美国——英国联合征讨并消灭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跳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他提高嗓门,提醒听众注意,1918年时,德国曾遭陆军总参谋部暗算。若不是投降得过早,德国原可得到荣誉和和平的,战后也原不会出现混乱,不会出现共产党夺权的企图,不会有通货膨胀,不会出现经济萧条。“这一次”,他说,“我们切不可在午夜前5分钟投降!”
  1月31日,希特勒醒来后便听到一条惊人的消息:苏联坦克跨越过了奥得河!这样,在敌人和柏林之间再也没有大的天然屏障了。3天后,柏林遭到自开战以来最惨重的轰炸,这又加剧了惊慌情绪。前来轰炸的美机几乎有千架之多,把市中心几乎夷成平地。受害者中就有人民法院院长罗兰·法顿斯勒——其时,他正在审判7月20日阴谋分子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现在,法顿斯勒已高挂在一根巨梁上,死于非命,腋下还紧夹着施拉勃伦道夫的罪证卷宗。“上帝的法术真是妙不可言”,施拉勃伦道夫暗想,“我是被告,他是法官。现在呢,他死了,我却活着。”
  他和另外两名被告被匆匆用小车送至盖世太保的监狱。时间还早,但因为烟雾弥漫、尘土飞扬,天空显得很黑。到处火光冲天。坐落在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监狱正在燃烧,但它的防空洞却只受到轻微的破坏。当他打另一名犯人——卡纳里斯——跟前走过时,施拉勃伦道夫喊了出来:“法顿斯勒已经死了!”这个好消息很快便在犯人中传开了。他们若走远,盟军便能在下一次审判前将他们解救出来。
  在这次空袭中,希特勒的司令部也遭到严重破坏。次日,鲍曼向妻子描述了司令部的惨象:与外界断绝了通讯,无灯、无电、无水。“总理府前有一辆运水车,做饭、洗涮的水就全靠它供应!据缪勒告诉我们,最糟糕的还是厕所。这些打冲锋的猪猡们不断使用它们,可谁也没想到要带一桶水去冲冲。”至此时,可以参加每天军事会议的鲍曼,用崎曲的方式,与元首建立了巩固的关系。论信任与恩宠,戈林,旋佩尔和希姆莱已不再是他的竞争对手,而戈培尔也终于醒悟到,他自己的影响力如何,要靠他与鲍曼之不稳定的联盟能否继续而定。
  2月初,荣耀的最后标志降临到了鲍曼的身上。元首向他口述了一份政治证词。如帝国果真崩溃——他依旧抱有一线希望,即某种奇迹定会发生——他要作下记载,让历史知道他已差不多要实现他的美梦了。他要做遗嘱,这倒是有象征意义的。于是,2月4日,当布尔什维克已抵达柏林的大门口时,不知疲倦的鲍曼便开始记下希特勒为历史所作的关于错在何处的最后解释。他说,英国本来可在1941年初就结束战争的。“但是,犹太人却不愿这样做,他们的走狗丘吉尔和罗斯福也在那里阻拦。”这种和平原可阻止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预,并且,在德国领导下,欧洲将迅速实现统一。犹太人这个毒瘤被消除后,统一就很简单。后方巩固后的德国便可实现“我毕生的雄心壮志,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之存在的条件——布尔什维主义的消灭”。英国人当时若深明大义,一切事情将会变得多么简单!但他们却不是如此。这样,他作为德国利益的保护人迫于无奈,便只好发动全面战争。
  两天后,他又再次口述。“我们的敌人”,希特勒口述说,“正在集中全力,准备发动最后一次进攻。”这是最后15分钟了。情况已异常危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极不适宜的联合,是仇恨和嫉妒建立起来的联合,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恐慌巩固起来的联合。”这种要消灭帝国的愿望令德国只有一个选择:战斗到底。“最后的哨声不响,球赛便没有完。”倘使丘吉尔突然失踪,一切事情都会在眨眼间改变!他痴人说梦,大声地说,英国的贵族有可能向后转。“我们仍可取得最后胜利!”
  除鲍曼外,这些日子里他见得最多的是最受他宠爱的建筑师赫尔曼·杰斯勒。两人常在一起,一呆就是几个钟头。有时,他们谈论建筑和布尔什维主义,或谈论艺术和西方盟国,或议论他之拯救欧洲,将它变为一个大统一体的梦想,或此或彼,一谈就谈到天亮;有时,他们会对着被灯光照得通明的新林嗣的大模型——新林嗣将超过奥地利的明珠维也纳——思考着、讨论着。林嗣是他的模范大城市,使他不断受到鼓舞。有时候,他竟把戈培尔从床上揪起来,用灯光向他表示,林嗣的早晨、中午、晚上该是什么样子的。他简直可说是青年时代的希特勒,是在向库比席克讲解重建后的林嗣的奇观时的希特勒。

(2)

(2)

  记者路易斯·罗布纳曾几次将德国国内的抵抗运动的情况告诉罗斯福,希望能使他相信,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
  他也准备将两组反抗希特勒分子的电报密码告诉罗斯福,以便他直接告诉他们,在德国建立何种政权盟国才能接受。罗希纳通过专门安排会见的总统秘书,试图晋见总统,却未成功。于是,他便草拟私函一封,署明了这两个电报密码,一再声明只准交给总统本人。没有回音。数日后,罗希纳得到通知,说他所坚持的意见官方人士已阅,觉得“非常令人难堪”。罗希纳有所不知的是,罗斯福拒绝与他相见,此系美国之官方政策,与无条件投降之政策相符。此政策之目的,不单是为了不鼓励德国的抵抗分子,而且也是为了避免重要的接触。承认在德国境内存在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这是禁止的。
  抵抗运动虽然受阻,它仍在策划推翻希特勒政权。人们一致同意,只夺取政权还是不够的。第一个该被暗杀的就是元首本人。于是,奥斯特将军及其一伙,便挑选了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参谋长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将军作为执行人。他决定将希特勒引上前线,在他的座机内安放定时炸弹,在返回时爆炸。1943年3月13日晚,特莱斯科夫的一名青年军官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带着一个包裹(里边装着两瓶所谓的白兰地酒)来到机场。这是个炸弹,用的是英国的塑料炸药。施拉勃伦道夫拿钥匙用力将导火线压下,给炸弹定了时。片刻后,他将这个包裹交给了希特勒随行人员中的一名上校——上校曾答应帮他带给“狼穴”里的一个朋友。
  元首上机后,飞机便起飞了。这颗炸弹原定在明斯克上空爆炸。但是两小时已过去了,还无任何坠机消息传来。后来,消息来了:飞机已在拉斯登堡安全着陆了。密谋者惊得目瞪口呆。现在,他们不能不在炸弹爆炸前或被发现前将它取回。施拉勃伦道夫将它取回后发现,虽然撞针顶上了,但雷管没引爆。
  数天后,这些密谋者又作了另一次尝试。3月20日午夜时分,在柏林“艾登饭店”的客房内,施拉勃伦道夫将这包塑料炸药交给了克鲁格的情报主任鲁道夫·克里斯多夫·冯·格斯道夫上校。他的任务是自杀性的。希特勒将参加次日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英雄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他将趁机接近元首,将希特勒和自己炸成碎片。
  次日,格斯道夫穿着大衣,左右口袋里各装着一枚炸弹,出现在军械库。上午11时,希特勒来了。在听了柏林交响乐团演奏的布鲁克纳的一段作品后,元首便在里院作了一次简短的演讲。当元首前往大厅观看从俄国缴获的战利品的展览时,格斯道夫将手伸进左边的口袋把英制引线的酸囊卡破了——至少需要10分钟才能引爆。陪同希特勒的有希姆莱、凯特尔、戈林,以及十来个其他随从人员。这位未来的杀手轻意地靠近了元首左边。
  施蒙特曾对格斯道夫说过,元首将参观展品半小时。不料,元首对展览兴趣不浓,不到5分钟便出了大楼,使格斯道夫惊得目瞪口呆。紧跟希特勒出去,这已是不可能了,而他只有5分钟去处理导火线,且不能被发现。他挤开一条路,进了一条走廊,找到了一个男厕所——幸好,里边没有人。他匆匆将口袋中的引线取下,在预定发火前数秒钟,将它扔进便池,用水将它冲了下去。他带着炸弹离开了大楼。
  对这两次要取希特勒的命的尝试,盖世太保虽未曾怀疑,却疑心陆军里盘踞着不少卖国者。15天后,他们在陆军司令部逮捕了汉斯·冯·杜那尼。奥斯特虽然及时毁灭了罪证,过了不久也被逮捕。密谋者不但失去了一个干练的领袖,而且也失去了彼此间的联系,以及与西方的任何友人通讯联络的最佳方式。

  2月12日,“三巨头”宣布,他们刚在雅尔塔召开了一次会议,在打败轴心国问题和未来世界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在美国,英国和苏联,会议的公报受到了热烈欢呼。这项公报也令戈培尔高兴,因为它给了他一个复活无条件投降这个怪物的机会。他辩解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作出的肢解德国和强迫它支付巨额赔款的决定,证明德国必须加倍努力,斗争到底——要不就被消灭。
  宣传上的意外收获,令希特勒很是满意。次日中午,在军事会议上,希特勒对古德里安大动肝火,他的满意心情因此被冲淡。古德里安将军粗暴地宣称,在奥得河向朱可夫的精锐部队发动反攻,希姆莱没有经验也不是当这个领导的料。“你斗胆批评帝国长官!”希特勒喊道。古德里安不甘示弱,坚持让他的副手瓦尔特·温克将军去指挥这次战役。希特勒怒不可遏。于是,两人便大声争吵起来,越吵越凶,使会议参与者一个个溜了出去,室内只剩下希姆莱、温克和几个脸色铁青的副官。他们整整辩论了两个小时。希特勒每次高喊“你斗胆!”后便要深呼吸一次。古德里安顽强地重申其要求,让温克去当希姆莱的助手。每次他提出这一要求,希姆莱的脸似乎又更白了一些。
  希特勒一直在室内狼狈地来回踱步。末了,他在希姆莱的椅子前停住脚步,无可奈何地说,“得啦,希姆莱,温克将军今晚就到维斯杜拉集团军去接任参谋长!”他坐下后,显得筋疲力尽。“让我们继续开会吧”,他喃喃地说,苦笑了,“将军先生,今晚陆军总参谋部赢了一仗。”
  次日,希特勒花更多的时间口述。他对鲍曼说,纳粹党人用行动而不是只动嘴皮把犹太毒素从日耳曼人的世界中洗涤净尽。“对我们说来,这是个主要的消毒过程。我们已实行到了最终尽头。不这样做,我们自己可能被窒息而死。”他透露,灭绝犹太人已成为他这次战争的最重要的目的。在进攻波兰前夕,他曾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突然挑起战争,他们是得不到饶恕的,我会将全欧洲的这些害人虫灭绝。这次必定是一劳永逸的!”他说,这可不是个威胁,而是他的主要历史任务。“喏,我们把犹太人这个脓疮刺破了;未来的世界将永远感激我们。”
  次晚,吉辛医生偶然在总理府的防空洞里碰到了希特勒。
  元首脸色苍白,右胳膊在抖动;要不抓住点儿什么他便不能走动。希特勒似乎心不在焉,几次问同一问题,好像唱针在唱片上不走似的。“您打哪儿来,医生?啊,是的,克莱弗尔德,克莱弗尔德,是的,克莱弗尔德……”,他喃喃不止,先是向吉辛保证,美国人永远也突破不了“西壁”,后又宣称,德国若输掉战争,他将与他的士兵共存亡,最后,他又吹嘘说,他有一种新式武器,叫原子弹,“即使英国的白崖会躲到水中去”,他都要使用这种武器。说着,他便走了开去,未与吉辛道再见。
  别人也注意到,他偶尔会心不在焉。2月13日,盟国轰炸德累斯顿,加剧了他的坏脾气。在这次暴风雨般的大火中,这个古老的城镇几乎被炸成平地——废墟达1600万英亩,相当于伦敦在整个战争中所遭破坏的3倍。初步的报告表明,在连续两次空袭中,至少有10万人,有可能更多,被炸死。当地警察局长的最后报告说,被炸死的“首先是妇女和儿童”,人数达2.5万;另有3.5万人被列为失踪。
  开始,戈培尔不相信德累斯顿已被炸毁;后来,他痛哭了。当他能说话时,他一开口便谴责戈林。“这个寄生虫,只知懈怠和关心自己的舒适。现在,瞧他惹来多大的罪过。元首为何不听我早先的警告?”希特勒把一肚子气泄在扔炸弹的英美飞行员身上,却又拒绝了戈培尔的建议,即是说,将被俘的盟国飞行员处决,作为报复。他说,他原则上同意,但要等一等,然后再最后作出决定。里宾特洛甫等人是有能力劝阻他的。
  那年2月,欧洲中立国家的报纸上出现了和谈的谣传,这大都是因为彼得·克莱施特最近作的努力所引起的——希特勒曾明令他不得与俄国人再有往来。他这样做了,但到了后来,他又自作主张在瑞典进行冒险活动,这些活动最终导致另一次和平努力——此次是与西方。开始时,他同意与“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的重要代表吉莱尔·斯托茨会谈。在斯德哥尔摩旅馆内举行的首次会谈中,斯托茨建议,从各集中营释放4300名左右犹太人。
  克莱施特说,靠这样个人的活动是解决不了犹太人问题的。它只能用政治办法解决。”如果用保存犹太人的办法能换取欧洲的保存”,克莱施特说,“这倒是一桩真正的‘交易’,值得我去冒生命危险。”
  斯托茨热心起来了。他建议由克莱施特出面与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员伊沃尔·奥尔逊谈谈,这人是罗斯福总统“西北欧战争难民委员会”的私人顾问。斯托茨前往联系后,回来激动地说,罗斯福总统愿意“用政治”去赎买150万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的生命。这正中克莱施特的下怀,便把斯托茨的话向纳粹驻丹麦总督瓦尔纳·贝斯特说了一遍。贝斯特的建议是,此事最好去找希姆莱的助手卡尔登勃鲁纳。
  回柏林后,克莱施特果然找了卡尔登勃鲁纳,却被当场逮捕,如同他与克劳斯打交道时那样。但是,数天后,卡尔登勃鲁纳却通知他,说希姆莱“愿意考虑瑞典建议的这个可能性”。他要克莱施特前往斯德哥尔摩开始谈判,为了表示守信用,要他带2000个犹太人前去,作为见面礼。以犹太人作交易,对希姆莱而言,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在别的场合,他就这一问题一直在进行初步的谈判,用犹太人进行讹诈,以通过谈判求和。他也受到两个值得怀疑的人的鼓励。一个是他的按摩医师,叫菲力克斯·克尔斯坦。此人是没有学位的医生,波罗的海地区人,生在爱沙尼亚。另一个是希姆莱的情报主任舒伦堡,一个唯利是图者。他也试图说服希姆莱,向政治犯和战俘表示人道,能向全世界证明,他并不是个怪物。舒伦堡坚信,希特勒正在把德国和他自己引向毁灭,因此,他一直不知疲倦地敦促希姆莱去开拓每一条有可能通向和平的道路。
  这却不是个轻而易举的差使,因为这些谈判必须瞒着希特勒进行。另外,卡尔登勃鲁纳忠诚于他的元首,又讨厌和不信任舒伦堡。卡尔登勃鲁纳曾不断劝谏希姆莱,敦促他切不可搞得使希特勒不快——或更糟糕——的谋划。这都是在他听说克莱施特的最新建议前的事情。对克莱施特他是信任的,毫无疑问,希姆莱会把克莱施特派回瑞典去,这是原因之一。
  但是,党卫军的暗中策划却成了这个样子:克莱施特刚开始准备行动,便被召至卡尔登勃鲁纳的办公室并获通知,此事已与他无关。卡尔登勃鲁纳不能向他解释的是,他的敌人舒伦堡刚把希姆莱说服,即叫他不要与外交部共享任何荣誉——于是,希姆莱便改派克尔斯坦前去做这笔交易。克尔斯坦立即就集中营内之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自由问题与瑞典外长开始谈判。由于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同意让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前往柏林,与希姆莱本人作出最终的安排。
  由于克莱施特已被告知不准作声,他的顶头上司里宾特洛甫对此事竟一无所知。后来,瑞典驻柏林大使无意中给希姆莱发了个正式照会,要求准许伯纳多特与帝国长官会见一次——由于这是官方文件,不消说,它必须经过外交部。里宾特洛甫这才首次明白,原来他的对手早就瞒着他在进行和谈。他把弗里茨·赫塞找了来——此人在战前曾不倦地为谋得与英国的和平而奔波。赫塞是否认为,伯纳多特伯爵适合传递“和平触角”?赫塞用自己的一个问题作答:元首是否已允诺进行谈判?没有,里宾特洛甫承认说,不过,也许可以将他说服。他们一起就这个问题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并呈交给了希特勒。它虽未用“投降”这个字眼,赫塞也未被骗住。
  他议论说,它比主动提出投降也好不了多少。他怀疑西方是否会考虑这些建议,但又说,“很好,你可试试,不过,我想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里宾特洛甫是以与政敌希姆莱谈判为开端的。令他惊奇的是,希姆莱十分愿意合作;当听说元首可能发觉伯纳多特前来柏林谈判的事情将超出人道主义时,希姆莱被吓坏了。首先,他保证外交部将来会得到他个人的全力支持;然后,他答应下令取消希特勒关于消灭战俘和关押在集中营内的犯人,不让他们活着留给敌人的指示。里宾特洛甫喜出望外,在向赫塞透露这点时好容易才忍住喜欢之泪。“是呀,我们现在总可以设法拯救德国人民了”,他说。于是,他便于2月17日派赫塞前往斯德哥尔摩。
  想来希姆莱必定是立刻便为其过早地向里宾特洛甫所许下的诺言而后悔莫及的。一想到元首可能发现——并误解——其之所为,希姆莱便吓得魄散魂飞。伯纳多特抵达柏林后,他竟拒不接见——除非他的两个敌手(卡尔登勃鲁纳和里宾特洛甫)先行会见伯爵。他暗想,这便可阻止他们在希特勒面前说三道四。两人都很高兴。首先会晤伯爵的是卡尔登勃鲁纳,但伯纳多特却要求直接与希姆莱打交道,便不愿与他的助手多言,只提议让瑞典的红十字会派人到集中营内去工作。卡尔登勃鲁纳连连点头,还说他“非常同意”让伯纳多特亲自面见希姆莱。此举令伯纳多特好生惊奇。
  不出一个小时,伯纳多特便在外交部与里宾特洛甫会谈了——或者说,在听他讲。由于不知要听里宾特洛甫发言多久,伯纳多特偷偷地上好了他的跑表。里宾特洛甫口若悬河,讲了一个题目又一个题目,滔滔不绝地讲着纳粹的陈词滥调。末了,他宣布,给人类作出了最大贡献而迄今仍健在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毫无疑问是阿道夫·希特勒!”他沉默了。伯纳多特将跑表一按——里宾特洛甫竟一口气讲了67分钟!次日,伯纳多特伯爵乘车前往格赫德医生的疗养院。这家疗养院设在柏林北面约75英里的霍亨里亨,系希姆莱非正式的总部。伯纳多特觉得他和蔼可亲得令人难受。从外表看,希姆莱毫无穷凶极恶的样子;他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气,两只小手的指甲修得整整齐齐。伯纳多特告诉他,在瑞典引起公愤的是抓人当人质和屠杀无辜的百姓。希姆莱认认真真回答说,显然,伯爵的消息不确切。他问伯纳多特是否带有具体的建议。
  伯纳多特提议,希姆莱释放集中营内的挪威人和丹麦人并交由瑞典关押。这个要求本来微不足道,却引出一连串对瑞典人的猛烈指责。这与伯纳多特是风马牛不相干的;希姆莱之所以这样,恐怕是突然生出的恐惧心理所致。“我要是同意了你的建议”,他说话时,眼睛不时眨巴着,“瑞典的报纸恐怕会登出大标题,说战犯希姆莱,因怕受惩罚吓破了胆,正设法赎买自由。”接着,他又改变主意,说他或许会按伯纳多特请求的去做——假若瑞典和盟国能向他保证停止在挪威的破坏活动的话。
  “那是不可想象的”,伯爵回答说。接着他又要求得到几个小的让步。希姆莱同意了。伯纳多特的勇气大了些,问,是否可让嫁给德国男人的瑞典妇女返回家园。希姆莱当即予以拒绝。由于被逼至尽头,希姆莱的态度变了。“你也许会觉得我多愁善感,甚至荒唐可笑,但是,我是发了誓要忠于阿道夫·希特勒的。作为一个军人和一个德国人,我不能违反我的誓言。因此,我不能做出任何违反元首的计划和愿望的事情来。”只在片刻前他还作出了可能会令希特勒大怒的让步,现在呢,他却在随声附和,跟着希特勒大谈“布尔什维克威胁”,还说如东线崩溃,欧洲便会完蛋。然后,他又带着感情,回忆了纳粹运动初期的“光荣的”日子——“我一生中最美妙的年华”。
  伯纳多特勉强插进一个客气的问题:关于德国对待犹太人的问题。“难道你们不承认犹太人中有好人,就像其它民族一样吗?我的朋友中很多是犹太人。”“你说得对”,他答道,“但是,在你们瑞典可没有犹太人问题,所以你便理解不了德国的观点。”会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会谈结束时,希姆莱答应在伯纳多特回瑞典前对他所提的要求全部作出答复。作为馈赠,伯纳多特送给希姆莱——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俗极感兴趣——一本有关战鼓的、成书于十七世纪的作品。
  伯纳多特回到了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这位外交部长似乎比先前更愿出力,但是,他之过分高涨的情绪却使伯纳多特非常生气。于是,伯纳多特便伺机客气地告辞而去。里宾特洛甫立刻找来克莱施特,询问谁是伯纳多特的后台。除了拯救斯堪的纳维亚人外,他真正是的是什么?克莱施特瞥见椅子上有个皮夹,鼓鼓囊囊的,装满了文件。这是伯纳多特的皮夹。克莱施特将它拾起,递给里宾特洛甫,以为他会翻阅里边的文件。不料,他把皮夹装进大信封,叫人送回给失主。克莱施特大受感动。“在大战行将瓦解中”,这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侠骨仙风姿态”。
  里宾特洛甫在斯德哥尔摩的代理人赫塞,并未从瑞典的银行家瓦伦堡处得到多少鼓励,因为后者认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二人都决心摧毁德国。他建议让德国人去探探东方。措辞明确的提案或许会令斯大林感兴趣。“斯大林”,他说,“未向西方承担义务。”
  数日后,赫塞在瑞典的报纸上看到一幅照片,使他又产生了希望。这幅照片照的是瓦伦堡的兄弟与俄国大使科隆泰夫人胳膊挽着胳膊,站立在俄国使馆的台阶上。这可能是克里姆林宫对西方不满,准备与希特勒和谈的信号。赫塞大受鼓舞,立刻赶回柏林,但他发现他的主子对瑞典传来的消息完全不感兴趣。里宾特洛甫卧病在床,精神不振。他有气无力地说,一切都成了徒劳,与西方对话的机会一点儿也没有了。“我们的敌人要将德国全部毁灭。他们拒绝进行任何能拯救德国人生命的谈判之原因就在于此。”
  赫塞坚持说,开始谈判的真正的可能性还有两个,一个是与西方(罗斯福的私人顾问奥尔逊曾告诉他,总统愿意谈判),另一个是与东方。听到这话后,里宾特洛甫活了过来。
  他把赫塞留在自己的床边,直到深夜。次日上午,他又将赫塞找来。3月16日这天是个晴天,阳光灿烂。里宾特洛甫起了床,不耐烦地踱着步。“你的报告和意见我已仔细考虑过了”,他说。令赫塞目瞪口呆的是,他竟令他返回斯德哥尔摩,开始与科隆泰进行对话。他的指示几小时后便可拿到。“我已把它交给元首最后审批。你的机票已买好了。今晚你便可去斯德哥尔摩。”
  当天下午以及当晚整晚,里宾特洛甫和他的工作人员都在教给赫塞应如何对付俄国人。午夜刚过,他们便被电话声打断了。电话是外交部的赫维尔——他仍是最受元首信任的顾问之一——打来的。里宾特洛甫一听,脸色立刻白了。“请再说一遍”,他简短地说。片刻后,他将电话撂下。他表面上似乎平静,声音却不然。“先生们”,他说,“元首禁止再与外国任何一国对话!我谢谢你们。你们可以走了!”
  后来,赫威尔将总理府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赫塞。开始时,希特勒是同意与俄国人接触的,但在读完那份指示后,他犹豫了。他在屋里走来走去——留声机还放着《众神的黄昏》的音乐——然后将文件一页一页地撕掉。“我禁止再与敌人接触”,他对赫威尔说,“全都毫无意义。谁与敌人对话谁就背叛了我们的主义。我们对布尔什维主义只有斗争,没有谈判的余地。晚安!”

(3)

(3)

  4月上旬,希特勒及其随从登上了开往贝希特斯加登的火车。因为“狠穴”的环境阴郁,到贝希特斯加登稍事休息,这是颇受欢迎的。这虽是个冬夜,但天气不冷,天空也晴朗。要离开拉斯登堡被大雪覆盖的森林,特劳德尔·亨姆普斯却也颇觉难过,但一想到未来的经历,她又高兴了。火车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设施,包括一节特挂车厢,里边可洗澡,既有喷淋,也有盆塘。车上的饭菜也非常可口;坐椅还可变成舒适的床。次日上午,当列车静静地朝目的地奔驰时,她不禁想起了帝国的其他火车——没有灯,没有暖气,旅客们饥寒交迫。有人前来请她与元首一起进午餐,打断了她的思路。次日早晨,与她一起吃早餐的并不是日前的那些显贵,而是仆人和秘书。他们议论的是爱娃·勃劳恩——她将在慕尼黑上车。在他们的心目中,她是“贝格霍夫里的夫人”;所有客人也都接受了这个称谓,但里宾特洛甫、戈林和戈培尔三人的老婆除外。里宾特洛甫的老婆,自持雍容华贵,对她不予理睬;其余两人则公开对她嗤之以鼻,虽然元首曾请求待她以礼。
  有位年长些的秘书领着特劳德尔在贝格霍夫转了一圈。她们是从元首起居的二楼开始参观的。过道两边的墙上挂满了老派画师们的杰作;过道上还装饰有漂亮的雕塑作品和华丽动人的各式花瓶。特劳德尔暗想,一切都那样奇妙,又都那样陌生和自然。由于元首仍在梦中,四周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在一扇门前坐着两条短脚粗卷毛的苏格兰黑狗——是爱娃的爱犬施达西和尼古斯。下一间便是希特勒的卧室。这两间卧室通过一大浴室彼此相连;显然,他们暗中过着夫妻生活。特劳德尔被领至楼下的大客厅。这客厅仅以一大型丝绒帘子与那个以画作窗而著名的房子分开。厅内的装饰虽然豪华,那个高市林丝帘虽然漂亮,铺的地毯虽然很厚,她却也有一种冷漠的感觉。居住条件远比“狼穴”优越,她却周身不舒服。在这里,她虽是个客人,但她来此并非自愿,而是个雇员。
  在贝格霍夫,日常工作虽然千篇一律,倒也有点费力。希特勒的中午汇报会从不在下午3时前结束,最后一个军官通常要在4时才离去。只有在此时,元首才进入客厅——饥肠辘辘的客人们就在那里等候。好像通了信号似的,爱娃便及时出现,陪同她的是那两条又蹦又跳的小狗。希特勒首先吻爱娃的手,然后才向众人致意、握手。肩负战争悲剧重任的国家元首,突然变成了殷勤好客的快乐的主人,这实在令人感到意外,也有点儿滑稽可笑。事实上,在私生活方面,他与一个成功的商人相差无几。
  男宾们称爱娃为“尊敬的小姐”,还得微微鞠躬;女宾们则称她为“勃劳恩小姐”。有些人似乎很亲密,特别是她中学同学赫尔达·施奈德。一见面,女宾们便开始谈论孩子、时装和个人的私事。希特勒插嘴了,讥笑爱娃的爱犬是“手动扫除器”,爱娃则尖刻地反驳说,希特勒的爱犬“勃隆迪”,是头小牛犊。
  宾主一起,说东道西,本来就颇为快乐,加上一点儿饭前酒,大家便更觉身心愉快了。待希特勒陪着某位夫人到餐桌前就座时,交谈才得以告终。鲍曼和爱娃也跟着就座。爱娃非常讨厌鲍曼,主要是因为他对女人不忠,朝三暮四(*他倒也说服了妻子——他令她不间断地怀孕——他之对她不忠,大都是为国家社会主义之故。在一封信中,她表现极佳,竟建议他将最新的情妇M带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家中去,希望“今年M生孩子,明年她生,这样,你便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妻子。”)。“凡穿裙子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是他追求的目标”,一个副官评论道,“当然,爱娃是个例外。”
  客人们喜欢醋焖牛肉,希特勒却坚持吃素——他的菜饭是在贝希特斯加登在维尔纳·札贝尔医生监督下烧好后,送到贝格霍夫厨房加温的。元首喝稠稀饭和麦片汤,吃烤土豆片蘸麻油;无论他怎样诱爱娃吃上一口,她总是不吃。元首也拿爱娃的粗茶淡饭开心。“我首次碰到你时”,他说,“你胖得叫人开心。现在呢,你瘦得可以了。”他讽刺地说,女人之所以要作出这些牺牲“完全是要叫女友们妒忌”。
  谈话本来是东拉西扯、令人快活的。不料,为了宣传吃素的好处,希特勒竟将他不久前在乌克兰见过的一个屠宰场的可怕情形,详尽地讲了一番,说在那里工作的女工,穿着靴子,站在齐脚踝的血泊中干活。众人大倒胃口,脸色惨白。内中有位叫奥托·狄特里希的客人,放下刀叉,说他肚子已不饿了。
  午餐后,希特勒便步行20分钟前往他常去的茶馆。他天天为此。这是个圆形的石砌建筑,位于贝格霍夫下方。有些客人说,这个建筑像贮存草料的地窖,又像个发电厂。茶是在一个大圆屋子里喝的,那里有六扇大窗户,视野开阔。从屋子的一头望去,可看见阿希河从山边看上去像火柴盒似的房屋中间倾泻而下,煞是好看。远处,萨尔茨堡的巴罗克式的塔楼依稀可见。
  希特勒坐在那喝苹果皮茶。爱娃在一旁谈论话剧和电影。他之唯一评论是,当那么多人在作出牺牲时,他不能去看电影。“另外,我还得省点视力去看地图和读战报。”那天的谈话令希特勒生厌。他闭上眼睛,一会儿便入睡了。客人们放低声音,继续闲聊。元首一醒,便与众人一起聊天,好像他刚才并未入睡,只闭上眼睛思考片刻似的。
  早晨7时,从贝格霍夫来了一列车队,公务又开始了。两小时后,希特勒离开会议室,领众人进入膳堂。他吃的是马铃薯泥和土豆色拉;客人们则吃冷盘肉。他给众人讲他青年时期的故事,令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后来,他发现了爱娃的餐巾上的口红。他问道,你知道口红都有哪些成分吗?爱娃反唇相讥,说她只用最佳原料做的法国口红。希特勒笑了,笑中带着可怜的神情,“若是你们女人知道口红,特别是巴黎的,是用废水里的油脂做的,你们便肯定不会再涂嘴唇了。”大家都笑了。他又赢了一着——但没有人附和。
  一个副官小声地告诉希特勒,参加晚间军事会议的人都到齐了。他让客人们原位坐定,因为他不想让他们,特别是女人们,与他的军事将领相见。“我去不久就来”,他低着头边说边走,脚步稳健。席终了,秘书们纷纷前往办公室,用打字机将空袭情况打出来。爱娃和大多数客人则下地下室看电影。电影未完电话铃便响了:有个仆人报告说,会议已开完,元首在大厅里等他们。爱娃急忙进屋重新化妆;她妹妹格利特抽完最后一支香烟后,嚼起了薄荷糖,以掩盖其烟味;其余客人则乖乖地前往大厅。待希特勒从楼梯上走下来时已近午夜。他挨着爱娃和她的两条爱犬,靠壁炉面坐。
  由于这两条小犬与“勃隆迪”合不来,后者便被排斥在外——除非希特勒叫爱娃抛弃她那两个小宝贝,让他的爱犬去出出风头,但此情形罕见。
  饮料上来了,但希特勒只喝茶和吃苹果糕。人们在半明半暗中围着壁炉默默地坐着,让元首先把话匣子打开。他提高嗓门,讲了一通吸烟的坏处。他的牙医说,吸烟可为口腔消毒,若吸得适度,则万无危险。希特勒不同意此说。“我决不向我所敬佩或爱慕的人让烟,我不愿加害他们。人人都承认,不抽烟的人比抽烟者长命,有病时,抵抗力也强些。”对反对污染身体的十字军东征,他孜孜不倦,从不厌烦;在这个圈子内,若有人戒烟,他奖金表一块,这一诺言,永久有效。他向爱娃发出最后通牒:“戒烟或失去我,二者必居其一。”
  争论的话题转向饮料——这他倒觉得没有那样危险——和绘画。只喝了一杯葡萄酒的莫雷尔医生,正在挣扎着以免睡去。他懒洋洋地靠着,一双胖手放在肚子上,双眼突然紧闭。在他戴的深度眼镜的放大下,他的眼睛显得煞是怕人。贝罗上校用胳膊肘碰了碰莫雷尔。他惊醒过来,放声大笑,以为元首刚说了个笑话。
  “你累啦,莫雷尔?”希特勒问。
  “不累,我的元首,我在想事儿呢”,他说。为了证明他醒着,便又老生常谈,说起了他在北非的遭遇。元首用口消吹起一首流行歌曲。不对,爱娃说,曲子该是这样唱的。他们又友好地争论起来了。她要打赌。希特勒却抱怨说,如果他赢了,就得发扬慷慨大方的精神,放弃赌金;她若赢了,他就得出钱。爱娃寸步不让,说要把曲子奏出来,看谁对。艾尔伯特·鲍曼乖乖地作了记录。凯旋者是爱娃。“是作曲家错了”,年轻时曾写过一部歌剧的希特勒说。“他若真有天才,他早用了我的旋律。”希特勒讲的这个笑话令众人大笑不止。末了,下午4时,希特勒叫来一个仆人,并问,空袭情况报告是否到了;除非确实证明德国上空没有敌机,否则,他不能进房安息。
  希特勒希望能将自己的战斗精神输送些给墨索里尼,便再次要求与他会见。4月7日,他前往萨尔茨堡火车站与其盟友相会。两位独裁者,相见之后,百感交集。墨索里尼之深陷的双颊和苍白的脸孔。令希特勒大吃一惊。在4天的会议期间,墨索里尼大都躲在克莱施海姆堡的房内,除与希特勒相见外,很少见外人。所有会谈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墨索里尼精神不振。希特勒的结论是,墨索里尼的问题在于年事已高——已60岁,身体又很差。他时刻想着这点,在会谈中,极力为墨索里尼打气。意大利总理此行之目的,是决心劝希特勒与苏联人讲和,将意大利军队从国外全部撤回,但由于身体太弱,未能实现其决心,也因为精神沮丧,希特勒之劝解,并未能打起他的精神。在4月10日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后,两人同时从金碧辉煌的大厅楼梯上下来。自墨索里尼来到此地后,大多数意大利代表才首次看见他。“像两个病人”,一名意大利代表小声说。“更像是两具尸体”,墨索里尼的私人医生评论说。
  当日下午,一个副官用电话通知贝格霍夫,说元首正离开克莱施海姆。元首要他的客人全部集中在茶馆里等他,以便他一到便可重过作为这一家人的家长的私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一个人物说过:“人们,即使是邪恶者,也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幼稚和头脑简单得多,这是一个规律。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不久,一列车队便飞驰而来。顿时,贝格霍夫便塞满了身穿制服的人们。接着,元首本人抵达了。没怎么张罗,他便领着一群人步行前往茶馆。显然,与墨索里尼的会谈令他高兴;气氛也于是变得轻松些了。他已成了个履行公事式的人物,他的私生活也与先前一样,无多大花样可变。当观看无声纪录片,担任解说员的副官与通常一样朗读错了时——例如,他宣布一场战斗正在进行,但画面上出现的却是一群村妇——他仍与通常一样,大笑不止,。
  他虽然很少向“家里”提及战争或政治,但他却也对不得不身穿军服表示遗憾。“战后,我会把它挂起来的。我就在这里退休,让别人去处理政事。到那时,我已老迈年高,专门写回忆录,只准有聪明才智的人们呆在我身边。”一想到死后贝格霍夫便会成为博物馆,他便脸色发白。“我也可看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导游正领着一群参观者,到我寓所内各间房子参观:‘这是他进早餐的地方!’”他宁愿与贝格霍夫内的一切一起化为灰烬——它是“火葬的好柴堆!”
  特劳德尔按捺不住了。“我的元首,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阿迪叔叔的慈祥脸孔立时变了(*埃贡·汉夫斯坦格尔称他为“道尔夫叔叔”,吉莉则叫他“阿道夫舅舅”)。”我不知道”,他粗暴地说。“但只有在胜利后才结束!”情绪的突变,使室内人人毛骨悚然。在耶稣受难节那天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刚从荷兰回来的亨科埃特·冯·席拉赫,自恃与希特勒有长久的友谊,便信口开河,讲述了她在阿姆斯特丹看到的一幕惨象:三更半夜把犹太妇女揪下床,以押解出境。一片死寂,令人痛苦难熬。她正要继续批评荷兰采取的其他限制措施时,希特勒被激怒了。客人们很尴尬,纷纷将头转了开去。希特勒转向她。他的脸拉得很长,皮肤和眼睛好像毫无血色。“魔鬼正将他吞噬”,她想——虽然这想法有点儿古怪。
  他盯了她好一会儿,然后慢慢站起身来。她也起身。表面上他是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他突然十分生气地喊道:“你太感情用事!这关你什么事?那些犹太女人的事根本用不着你管!”他还在那里喊;她急心跑进自己房内。一个副官在她关上门前赶上了她。“你干嘛要说这些?”他说,“你把他给弄火了。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在他54岁生日的前夕,为祝寿,希特勒把爱犬“勃隆迪”也领到茶馆,让它表演。它表演了求乞,扮演了女学生,甚至举行了音乐会——主人越夸奖,它演得越起劲。午夜来临时,各扇大门突然开了,勤务兵托着盘子,端来了一杯杯香槟酒——希特勒的除外,他喝的是甜白葡萄酒。12时最后一响敲完后,众人便碰杯,客人们有的小声祝贺,有的发表简短的祝寿词。
  4月20日,希特勒比平常早些下了楼,以便看寿礼。午餐时,陪特劳德尔的是希姆莱。她讨厌他,原因不在于他给予她残酷的印象,而在于他老想取悦于她。他吻了她的手,说话时细声细气,还陪着一副和蔼仁慈的老脸,连他那副眼睛也在不住地笑。戈培尔却给了她深刻的印象。“他长得一点儿也不好看”,她回忆说,“但我现在才明白这位宣传部长离开部里时为何总理府的姑娘们都跑到窗口去看他。她们对元首几乎不予理睬。”他注意到,在贝格霍夫,大多数女人都向他献殷勤,一是因为他是个才子,二是因为他的外貌迷人。
  在祝寿后不久,希特勒便听说特劳德尔与他的一名侍从汉斯·荣格订了婚。“在用人方面我真不走运”,午餐时他还假装叹了一口气,说“先是克里斯蒂安娶了‘达拉’,把我最好的一个秘书弄走了。后来,我找了一个满意的接替人;现在呢,特劳德尔·亨姆普斯又要离我而去——还要把我最好的侍从带走。”他建议他们立即结婚,因为荣格很快要去东线。由于认识时间短,特劳德尔要求推迟这一决定性的步骤。“但你们相爱呀!”希特勒这一回答,令人惊奇。“你们最好还是立刻结婚。你知道吗,你结婚后,要是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保护你;只订婚,我便没法子这样做。你结婚后还可为我工作呀。”特劳德尔忍住笑,真想问他,爱情若真是如此重要,他何不与爱娃·勃劳恩结婚。

  一月前,希特勒曾向施洛德小姐抱怨说:“各方面都向我撒谎。”他谁都不能信赖,他若身有不测,德国便会没有元首。他的继任人戈林已失却人民的同情,而帝国长官希姆莱又会遭到党的拒绝。对在午餐时谈论政治他表示歉意,但又说:“再运动脑筋,告诉我谁会是我的接班人。这是我不断问自己的问题,却得不到一个答案。”
  一星期后,爱娃·勃劳恩回到柏林,他的精神便好了些。她是在一月前为安全的缘故受令离开柏林去了慕尼黑的。在那里呆了两星期后,她便向朋友们宣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她都要在她的男人身边。她对他们说,死亡对于她已无关紧要,她要与她所爱的人同呼吸共命运。对她突然重新出现,希特勒假装发怒,故意责骂了她一顿,但当晚一整晚他却反复说,勃劳恩小姐如此忠贞,他觉得自豪。
  数天后,即快到2月底时,希特勒召开了最后一次的地方长官会议。他的外观令他们大吃一惊。他得由夏勃搀扶着。他的声音很小,左臂抖动得很厉害。大家原以为他会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的,不料,他所讲的却是前后矛盾的说教,既令人受到鼓舞,又令人沮丧。末了,他向地方长官们保证,虽然在最后时刻他无奇迹武器去拯救德国,但是,只要他们在德国人民身上灌输“条顿人的愤怒精神”,战争还是可以打赢的。若全国不予响应,这说明它没有道义价值,灭亡活该。
  他对地方长官们的合作和忠诚表示感谢。接着,他做了一件完全出人意料的事情:他坦率地告诉他们,他的健康情况正在变坏。他承认,腿上的抖动已发展到左臂。他还说了句笑话:有希望不会发展到头部。他最后说的话意思含糊,但兆头不吉:将来,他会被迫采取严厉措施。他希望,如果他采取了他们不理解的措施,请他们不要以为他出卖了他们。
  希特勒面临灾难,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的主导情绪是蔑视和愤怒。他破口大骂业已屠杀了50万平民的盟国飞行员,也辱骂那些把英国人当作解放者加以欢呼的德国人。3月7日,他愤怒到了极点。这是因为,雷马根的莱茵桥,来不及炸毁便被霍季斯的第一军占领。在希特勒看来,这是另一次叛变;他决心惩罚应对此负责的人们。在紧要关头,他令最受他信任的捣乱者奥托·斯科尔兹内将这座桥炸掉。一队斯科尔兹内突击队带着塑料炸药接近了该桥,却被盟国的秘密武器’运河防御灯”发现——这种灯可发出强大的光柱,光源却无处可寻。
  至此时,德国的西部防线已全线告急。莫德尔的B集团军已被消灭,它的残部已退至莱茵河这边。在南部,霍塞尔的C集团军已退至莱茵河西岸,也即将被包围。东线的局势也相差无几。在3月中旬这些绝望的日子里,希特勒决定到东线视察。他的将领们警告他,由于局势变化莫测,他可能被俘或被杀,但他就是不听。作为一个妥协,他让肯普卡用“人民之车”而不是著名的“麦塞蒂斯”送他前往,目标是奥得河附近的一个古堡。到那里后,他恳求第九军的各位指挥官阻击俄军,不让他们向柏林进军。他说,每一天,每个小时都是宝贵的,因为新式秘密武器随时可用。在返回柏林的途中,希特勒无言地坐在肯普卡身旁,沉思着。他知道,他之新秘密武器之说是幻想,而他在不久前也曾向地方长官们承认过:原子弹之造成还不知是何年何月,而其它的所谓秘密武器又仅是非现实的政治武器而已——例如,希望西方会与德国一道征讨布尔什维主义。待他回到城里时,前线的情况他已看得够了。此后他将不再冒险出总理府一步。他的唯一希望是,在最后1分钟出现政治奇迹。
  希特勒心里明白,密谋者就在他周围。例如,他知道里宾特洛甫在瑞典搞谈判,也知道希姆莱在拿犹太人做买卖。但他继续允许这些人去谈判,如像用他的名义去谈似的,即使他宣尔所有谈判都属徒劳。若某个谈判失败,他就抵赖说他不知道;若谈判成功,功劳便可归他自己。
  深得希特勒信任的施佩尔敦促各位将领,例如曼特菲尔,抵制勿将桥梁、水坝、工厂等留给敌人而将它们炸毁的命令,希特勒是否知悉,这还是值得怀疑的。3月18日,施佩尔将反对“焦土政策”的抗议,直呈元首。“战争到了这个阶段”,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把会直接打击全国人民生活的设施毁掉,对我们而言,这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希特勒把德国变成焦土的决心曾经有所动摇,那末,施佩尔的话便促使他采取行动。在读了这份备忘录后,他便立刻把过去当过建筑师的施佩尔找来,闷闷不乐地对他说:“战争若失败了,人民也就丧失了。在维持基本生活方面德国人民将会有什么需要,这用不着去担心。相反,我们最好连这些东西都给毁掉。
  因为我们的国家被证明是个弱者,未来只属于东方较强的国家(苏联)。不管如何,在这次斗争后只有劣者才会生存下来,因为优者已经被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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